《论衡》有言：“人才有高下，知物由学，学之乃知，不问不识。”东汉学者王充之见让我们一窥中国古代文人有关“学与思”的哲学。

王充之认为，学是博览群书，孜孜不倦；思是真知灼见，上下求索。

不计其数的古代文人行践着这样的“学与思”。身处乱世，他们坚守本心；生于盛世，他们不骛于虚名。

正如乱世中的杜荀鹤，壮志终是难酬，便将满腹才情付诸笔端；亦如盛世里的欧阳修，凭一己之力扛起北宋半个文坛，在投身家国中成就万世之学。

世间乱，书不可不读

身处风雨飘摇的唐末，杜荀鹤颠沛流离，仍坚持读书，且见解独到。“何事居穷道不穷，乱时还与静时同”“少年辛苦终身事，莫向光阴惰寸功”。家乡战乱纷纷，他依旧在诗中劝诫弟侄莫荒废时光与学业，坚守“修礼乐风”的人生追求。杜荀鹤的学习从未懈怠，没有名师点拨，就认真揣摩杜牧、李白等人在九华山的题诗。之后，他又到庐山勤学苦读十余载。

杜荀鹤一度认为，雁塔题名、功成名就是“学”的意义。于是，他数次赴长安应考，但均以落第结束。因为唐朝的科举制更看重背景和举荐。为此，他想过隐居，做个“九华山人”。但是，他外出游历，看到因战事而破败不堪的村庄，又担忧起人世间何时再现人伦礼教。为此，他曲线救国，投靠了专横霸道的朱温，终于在四十六岁得中第八名进士。

此时，杜荀鹤的思考已不局限于个人荣辱，转为追寻“修礼乐风”。于他而言，“思”是大儒之道，“诗旨未能忘救物”：初入官场，他怀着理想抱负，与友人相互勉励，“共有人间事，须怀济物心”；献上《时世行》，提出“省徭役，薄赋敛”的建议。

但他心中所思并不符合朱温之意，只得又回到九华山。他在这里读圣贤之言，带领晚辈赓续“学与思”的追求。对此时的他而言，“学”是不负大好时光、潜心修炼，“饮水读书贫亦乐”的心境。“思”是推己及人的良善，与民同悲，“诗旨未能忘救物”的追寻。

学之道，为家国担当

欧阳修出自书香门第，天资聪慧。四岁丧父的他一度穷困潦倒。他也曾迷失在学习与入仕的道路上，直到遇见恩师胥偃。从此，他进步神速，连获监元、解元、省元。

为官后，欧阳修始终践行着“苦志探赜，至忘寝食”的读书态度，以及苦心钻研、欲探其中精微奥妙的精神。

“人禀天地气，乃物中最灵。性虽有五常，不学无由明。轮曲揉而就，木直在中绳。坚金砺所利，玉琢器乃成。仁义不远躬，勤勤入至诚。学既积于心，犹木之敷荣。根本既坚好，蓊郁其干茎。”欧阳修在《赠学者》一诗中表达了对“学与思”的思考：只有将仁义融入言行，以勤勉的态度学习，才能成为有用之才。

在他看来，“思”就是学而有“道”。这“道”，是他在学习上思索的结晶，也是他在北宋文风上的探索。宋初骈文盛行，且有辞藻瑰丽的弊病，他提出“文以载道”，用真挚自然的情感表达替代空洞的内容和僵化的形式。此时，他对学习的思考，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学之思。

不仅如此，欧阳修对“道”的思考，还体现在人才选拔上。他主张“文道并重”，提出大刀阔斧的革新，把华而不实的诗赋取士，变为文以载道的策论取士，为朝廷选拔出大批优秀人才。张载、程颢、程颐等旷世鸿儒，包拯、韩琦、司马光等治世能臣，都曾得到过他的指点与推荐；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这五位文坛巨匠，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挖掘、提携。对百姓、对家国的牵挂，始终是他践行“学与思”的力量源泉。